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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将政策优惠作为招商核心手段，比拼租金减免、投产奖励、融资支持、专项补贴等，使竞争异化为“政策让利竞赛”[3]，弱化成本约束意识。某些地方政府通过“先建后批”、“先建后审”、“先租后购”以及资金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不计成本扩张搞“内卷式”招商竞争，在中央部委明确要求“加快补贴退坡”、“降低补贴强度”情况下，违规出台土地出让金返还、变相退税、电价补贴等政策。例如：在北方某地，同处一市的各县区为争夺企业，竞相推出“帮盖标准厂房，租金免减”政策，甚至出现一家企业落地后前五年只出一年租金的情况。中部某县与大企业签订“五免五减半”税费优惠的抽屉协议，财政负担沉重却无法公开。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绩考核体系与官员晋升机制构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核心制度性诱因。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量化指标在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4]，部分地区招商引资成效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高达40%。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激励机制，可能会促使某些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短期提升经济数据的手段，进而引发“重规模、轻质量”的招商倾向。官员任期制的短期属性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内卷式”招商行为。我国地方官员平均任期约为4.5年，在“晋升锦标赛”[5]逻辑下，个别官员招商引资中倾向于选择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而忽视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与本地资源禀赋匹配度。这种短期决策行为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过程中，依赖财政补贴、低价土地、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也挤兑了有限的公共服务支出资源。

　　假设存在A、B两个地方政府，在争夺同一招商项目时，双方均拥有“高优惠”与“低优惠”两种策略选择。当一方选择高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即使另一方选择低优惠，也将面临企业流失与税收减少的风险；反之，若双方同时采取高优惠策略，则会导致整体收益下降，形成“双输”局面。这种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为避免 “被淘汰”，往往倾向于采取更为激进的优惠政策，最终导致区域间陷入“政策让利—财政受损—再让利”恶性循环，形成典型的“内卷化”竞争结果。地方政府个体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区域整体利益受损，而企业在“政策洼地”中不断“择价而居”，进一步加剧了招商内卷。

　　土地与环境要素的非市场化配置是招商内卷化的重要经济诱因。在土地要素方面，地方政府对常将工业用地低价出让作为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工具[6]，部分城市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仅为基准地价的20%-30%。这种低价供地策略虽能短期内吸引企业投资入驻，但严重削弱了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与土地资源浪费。环境成本的外部化则加剧了区域间的“逐底竞争”[7]。由于环境治理成本难以完全内部化，部分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至降低环保准入标准。例如，某化工园区为引进高污染项目，放宽废气排放标准，导致周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同时引发与邻近地区的恶性竞争，形成“谁坚持环保谁吃亏”的恶性循环。

　　一是强化统筹形成联合招商队伍。广州新成立了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打造“1+3+3”联合作战招商体系，包括由广州市投资发展议事协调机构“抓总”，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各区党委政府、广州市属国企招商平台3大招商主体“主战”，广州市行业主管部门、各类投资主体、招商中介机构3类协同主体“联动”，重构集成式体系化的招商格局。2024年7月以来，联动各业务主管部门和各镇街，累计对接重点行业商协会及企业近500家，在南沙全球招商引智大会上推动与33家商协会达成签约合作，与116个项目完成签约，总投资额1217亿元，预计营收产值2535亿元。

　　三是提升招商统筹和服务能级。广东南沙自贸试验区聚焦招商支持保障“一体化”，整合人员、资金、应用场景等多维度招商支持保障，已发布招商导航地图小程序、全球招商片、投资指南宣传册等招商资源，全方位展示南沙用地及商业楼宇、厂房等载体资源分布情况，方便企业根据需求进行选择，提高招商引资精准度，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深化招商项目服务“一条龙”，着力突出项目推进与服务的有机衔接，围绕“招前—招中—招后”全流程，形成项目引进落地—筹建运营—培育发展—增资扩产的工作闭环，全方位做好招商项目服务，提供“一站式”、“保姆式”项目服务，2024年以来已推动TCL、领为、丰江微电子等11个项目落地，服务153个非用地类项目注册落地。

　　一是创新“产业基金+招商”模式。建立“拨投结合”资金池和未来产业天使基金，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财政资金容错支持，实现投融资与招商引资协同发展。江苏省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省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对早期科技项目实行“30%财政资金+70%社会资本”的配比支持，允许财政资金最高承担50%的投资损失。2024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风险投资金额超2000亿元。徐州组建了全国首只跨省区域协同发展基金——淮海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整合各方资金服务区域协同发展，提前对接重大招商项目，主动为项目设计投融资方案，仅几年间成功招引仟目激光、路凯智行等优质项目落户徐州。

　　二是探索“国资+基金+产业”全链条招商新路。通过市属国有企业参与产业基金运作，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项目。漳州出台试行办法，鼓励市属国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产业招商、园区招商、基金招商上主动作为，融入全市“大招商、招大商”格局。自此，漳州的九龙江集团、漳龙集团等6家市属国企陆续发起或参与设立13只产业基金，总规模约311.85亿元，用于投资漳州市优势产业项目。这些基金重点围绕漳州的产业结构，瞄准食品加工、石化等9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医药健康、新能源、数字服务等5个500亿级产业集群。通过基金投资带动，漳州成功引进了一批产业链关键项目，发挥了国有资本“招商尖兵”作用。

　　二是构建“产业创新共同体”。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江苏与上海、浙江实现科技创新券互认互通，打造“研发在实验室、中试在产业园、制造在基地”的全链条生态。2024年跨区域技术交易额突破800亿元。苏州、南京等区域创新“飞地园区”模式，与上海共建“研发在上海、转化在江苏”的协同机制。2024年，仅苏州工业园就承接上海溢出项目127个。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集聚辉瑞、礼来等跨国药企，以及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等本土龙头，形成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商业化生产的完整闭环。

　　二是加强产业链分工协作。按比较优势细分跨区域产业链环节，实现互补发展，可借鉴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4小时产业圈”全链协作模式[8]，集中资源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省级层面应设立产业协同发展委员会，统筹重大项目布局，通过“项目飞地”“税收分成”等方式实现利益共享。例如，江苏推行的“南北共建园区”模式，将苏南的产业优势与苏北的资源优势结合，创新区域利益共享模式，项目税收按6∶4比例在输出地与承接地间分配，形成协同招商的合力，提高招商引资的整体效益，既避免了恶性竞争，又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